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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社区加速数实融合******

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鄣吴镇的“扇艺共富”工坊，创业者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方式推介鄣吴竹扇。

夏鹏飞摄（新华社发）

　　近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数字社区研究报告（2022年）》提出，随着数字化应用向纵深推进，各行各业将迎来新一轮创新升级。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等关系也将因为数字化的全面介入而发生质变。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社区这一新型网民生态圈，正在成为数字生活的入口与数字经济的载体。

　　新型互联网社区兴起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份，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互联网基础建设全面覆盖，实现“县县通5G、村村通宽带”。数字技术给人们的出行、购物、社交、娱乐、就医、教育等各方面带来极大便利，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全面线上化、数字化。

　　在此基础上，数字经济发展格局全面扩展，深化数字化应用成为大势所趋。《“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随着数字化应用的纵深推进，各行各业将迎来颠覆性变化，新业态、新模式日新月异。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网络购物、视频直播、远程会议等模式竞相发展。

　　数字社区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海量数据为流通要素，以先进的数字化交互手段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打造高互动的数字生活场景，建立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连接，从而实现线上线下高效融合的新型互联网社区。数字社区成为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型移动互联网产品形态。

　　作为一种新型互联网社区，数字社区具有普惠、连接、效率和信任四大特征，将物理世界的要素——人、产业、区域，利用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在数字世界连接成一个又一个内容模块，多种多样的内容模块组成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形成数字社区内容生态，由底层技术/数据支撑连通这一生态系统，最终形成规模巨大的多边网络效应，让不同的人群能够基于普惠机制获得平等的数字化服务。

　　同时，依托人工智能、音视频技术以及AI芯片等软硬件技术的集群式创新，数字社区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形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出现也降低了社区创作者的门槛。

　　“数字社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载体，是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提出的互联网社区建设新理念与新模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敖立表示，数字社区通过多元化的信息交互技术搭建的内容矩阵连接起数亿用户与各行各业，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创造新场景、新机会、新模式，推动数实融合与数字中国建设。

　　深度连接产业与用户

　　回顾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史，从以搜索引擎和资讯服务为主的门户时代，到QQ、淘宝盛行的以社交和电商为主的用户时代，再到以美团、京东为主的便利快捷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数字生活越来越便捷。自2015年首次提出“互联网+”概念后，互联网行业又迎来了新的商业模式与盈利增长点，以快手等企业为代表的“高黏性、强互动”数字社区的涌现，不断扩展、丰富着人们的交互空间与生活生产消费方式，其间孵化、催生的大量技术场景赋能到实体产业，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今，数字社区深度连接了一个个产业与用户，不断提升用户价值、产业价值、社会价值，进而发挥数字化优势赋能传统产业，促进数实融合发展。随着内容生态的不断完善，直播、短视频等内容创作新领域分工越来越专业化，数字社区开始在引领产业数字化、稳就业与促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报告显示，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在经历了成长红利期后开始积极谋求转型，例如一些传统餐饮企业、实体店开始接入数字社区，用优质内容吸引留存用户，进行营销、团购等经营活动，获得了更多商业机会与客户资源。数字社区发挥数字化技术能力、产品能力赋能各行各业，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实现营销数字化、运营数字化和供给数字化。

　　如今，越来越多的产业和商业模式通过接入数字社区，从过去围绕线下展开转变为以线上场景为中心，实现数字化转型。快手科技内容总监袭祥德表示，作为一家高互动、强参与的数字社区，快手正在线上建立起广泛而精准的连接，成为人们数字生活的入口。随着更多人在平台建立信任连接，快手在数实融合和产业升级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持续在数字社区创造正向价值。

　　对互联网行业来说，大力发展普惠数字社区，打造互动性数字生活场景，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不仅意在拥抱实体经济，将数字化的动力带给千行百业，更有机会借此在产业互联网的“下半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随着数字社区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越来越多的商业行为将在数字社区中进行，不断壮大数字社区的产业链条。”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中心创新发展部副主任张倩表示，电商利用视频+直播的强互动、快反馈特征，与消费者建立并积累信任关系。基于这种信任关系，未来数字社区将有机会成为一个更大、更丰富、消费形态更多的市场。行业的定制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原来无法被满足的个性化需求会被集中开发成新的服务；市场响应速度会更快，供给端的产品会更快得到消费端的反馈；市场中经营种类将会更多，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整体而言，随着信息技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改变，数字社区有望成为数字经济的新增长极。

　　激发更多新应用场景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字社区将深入赋能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化能力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创新，带动乡村振兴，并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社区直观性、便捷性、趣味性、互动性特点，互联网信息化成果将惠及每一位用户，以技术手段弥合数字鸿沟。

　　数字社区可助力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报告提出，在一、二线城市社区，不仅在线消费、即时零售、社区团购等消费类需求旺盛，用户在娱乐、学习、就业等方方面面也提出越来越高的需求。数字社区依托5G、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提供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能力，让本地社区生活服务更精准、更便捷、更丰富。数字技术助力本地生活服务更加智慧化，打造数字社区已经成为当前城市社区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乡村振兴方面，数字社区除了建立农民和消费者直接联系的渠道，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还成为培养乡村人才的第二课堂和基地。通过发掘有能力的乡村用户，为其提供产品、相关知识和资源，培养其成为乡村带头人，带动乡村发展。近期，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与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联合开展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青年主播”培育工作，依托快手“村播计划”，通过线下活动、培训指导、线上规模化运营、专项传播等多项持续性举措，培养数字乡村新主播人才。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拥有价低质优的产品，但受限于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资源匮乏，与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地区相比缺乏竞争力。普惠的数字社区为中西部地区充分挖掘产业特色、地区文化和旅游资源提供了全新媒介，通过社区平台、线上与线下结合，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实现区域产品优势互补。同时，产业的发展能带动人才格局流动，吸引一批有互联网意识、有技术能力的青年创业。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欧阳日辉表示，普惠数字社区为就业、创业和新职业发展开辟新空间，是新个体、新职业、微经济的承载地，数字城市社区与数字乡村社区建设相辅相成，共促数字中国建设。（经济日报记者 王轶辰）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